治组织。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，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，可以个人资格，参加政治团体，不必牵涉学校。”他从1918年夏北京学生运动谈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过程，“民国七年夏间，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，结队游行，向总统府请愿；当北大学生出发时，我曾力阻他们，而他们一定要参与，我因此引咎辞职，经慰留而罢。到八年五月四日，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、陆、章的主张，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，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”。
张国涛说得那么具体，好像不应该有错，当然，回忆还是有可能有误的，比如把五月四日那次记成“罗家伦所说的“前次”。
但是，肯定地说，蔡元培打心底对这次活动是支持的。就算张国涛说的是真的，也不过是做做姿态而已，他毕竟是体制中人，毕竟是一校之长。
3日晚上北大学生召开大会时，蔡元培在校，他对大会的决定应该知情。
大会结束后，蔡元培“即召学生会干事狄福鼎等，嘱其转告同学，途中须严守秩序”。 当时他“向狄表示，他对学生们很同情”。
5月4日上午11时左右，就在北大学生即将出发之际，教育部派员随同几个军警官员到场，意欲劝阻学生的行动。如果蔡元培出来做做样子，做为校长，不是再正常不过了吗？
因为有部员和军警到场劝阻这个小插曲，事实上北大学生是最后到达天安门广场的。
蔡元培也是个有血性的人，如果不是有碍于校长这个身份，如果不是责任所在，他肯定会走在游行的队伍里的。
因为，就在北大学生出发后不久，蔡元培接到教育总长傅增湘奉命打来的电话，“责令蔡校长召回学生，不准游行及干预政治”，并请他到部商讨对策。
蔡元培的态度很明朗，回曰：“学生爱国运动，我不忍制止。”
人也没有去教育部，4日那天，“蔡先生一日未离校，亦未进食”。
很长的时间里，意识形态在批判胡适之的时候、常把他反对学生运动当作“反动”的证据，其实当时许多人都不主张游行示威的。
鲁迅是反对的，因为他看到中国学生的游行示威的结果与外国不同，最终只能得到牺牲。
李大钊也并未走在五四游行的学生中间，因为他不希望看到太大的牺牲。
特别是鼓吹“直接行动”和“牺牲精神”的陈独秀，1918年5月21日因为北大学生不听劝阻而上街游行，曾经与蔡元培一起向
张国涛说得那么具体，好像不应该有错，当然，回忆还是有可能有误的，比如把五月四日那次记成“罗家伦所说的“前次”。
但是，肯定地说，蔡元培打心底对这次活动是支持的。就算张国涛说的是真的，也不过是做做姿态而已，他毕竟是体制中人，毕竟是一校之长。
3日晚上北大学生召开大会时，蔡元培在校，他对大会的决定应该知情。
大会结束后，蔡元培“即召学生会干事狄福鼎等，嘱其转告同学，途中须严守秩序”。 当时他“向狄表示，他对学生们很同情”。
5月4日上午11时左右，就在北大学生即将出发之际，教育部派员随同几个军警官员到场，意欲劝阻学生的行动。如果蔡元培出来做做样子，做为校长，不是再正常不过了吗？
因为有部员和军警到场劝阻这个小插曲，事实上北大学生是最后到达天安门广场的。
蔡元培也是个有血性的人，如果不是有碍于校长这个身份，如果不是责任所在，他肯定会走在游行的队伍里的。
因为，就在北大学生出发后不久，蔡元培接到教育总长傅增湘奉命打来的电话，“责令蔡校长召回学生，不准游行及干预政治”，并请他到部商讨对策。
蔡元培的态度很明朗，回曰：“学生爱国运动，我不忍制止。”
人也没有去教育部，4日那天，“蔡先生一日未离校，亦未进食”。
很长的时间里，意识形态在批判胡适之的时候、常把他反对学生运动当作“反动”的证据，其实当时许多人都不主张游行示威的。
鲁迅是反对的，因为他看到中国学生的游行示威的结果与外国不同，最终只能得到牺牲。
李大钊也并未走在五四游行的学生中间，因为他不希望看到太大的牺牲。
特别是鼓吹“直接行动”和“牺牲精神”的陈独秀，1918年5月21日因为北大学生不听劝阻而上街游行，曾经与蔡元培一起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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